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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:宋刚明)
如果摄影成为八股式,同样也逃不出僵死的宿命。
小时家贫,那时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割了,没有自留地,农民吃菜都成问题,这在现在看是笑话,种菜的没菜吃,但当时确是事实,我记得大人每天天不亮就出工,回来吃了饭马上又出工,迟到了要扣工分,就是不扣工分,每年年终分红,多半还欠队里,叫超支,所以大人特怕扣工分,做饭的事就落在各家小孩身上。我记得每天早上起来做饭是件极痛苦的事,常常睡过,这免不了挨一顿打骂。再个作难的事是没菜,每天早上只有一个鸡蛋,要蒸出来六七个人吃,就只好很里渗面粉,天天吃就样的鸡蛋,味道可想而知。我和弟弟轮流做饭,大人每天评判我和弟弟蒸的鸡蛋,要把面粉也蒸出鸡蛋的口感,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弟弟蒸的蛋常被大人夸奖。
有天早上,我想蒸一个世界最好吃的蛋,我把家里所有的佐料都加在那碗蛋里,盐、糖、味精、胡椒、酱油、醋、大蒜、葱,反正家里能找到的佐料,我都用上了,而且加倍。我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蒸蛋,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,那次被大人骂得很惨,他们大概从没吃过那么怪味的蒸蛋,我自己都不知那是什么味,这件事让我记了一辈子,从此我懂了,你不能把什么好都占全了,拍照也是这样的,如果一张照片样样都无可挑剔,人人都讨好,那一定是个平庸的照片。
很多人不会喜欢听这样的话:“获奖作品多为平庸之作。”在现今中国的摄影圈,只要在大展上金榜提名,几乎是一夜成名天下知,其影响力之大,近于疯狂,以至个别人不惜铤而走险——弄虚作假。有利益才有偷窃。而我认为多数得奖照片,就如我那放多了佐料的蒸鸡蛋。
我所以有这样的感受,是源于多年前翻阅一本中国历年获奖摄影作品集。我一直以来都很崇拜这些获奖作品,当这些获奖作品集中在一起展示的时候,我吃惊的感受到,它们是多么的苍白,多么的庸俗。
你也许会说“你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。”可叹的是,我也是许多大展大奖的获得者,我几乎花了二十年时间来追逐这类奖项。建国40周年的时候,首届摄影艺术节在40年来发表的作品中评选48幅获奖作品,我有一幅风光作品获奖:《秋瀑》;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的时候,大众摄影从50年来发表的作品中评选20幅作品,通过网络推荐(网上评选我排名第一),专家评选,我有一幅纪实作品获奖:《采石场》;我大概是这种几十年评一次的奖项中唯一在风光、纪实类都得过奖的作者。我的建筑摄影作品《徽居印象》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等奖和中国摄影金像奖;我的新闻作品组照《戒毒女》是2000年唯一进入荷赛新闻类决赛的中国摄影师作品,该作品获第20 届全国摄影展纪录类铜奖;我还得过有摄影奥林匹克之称的第 27 届的国际摄联代表大会黑白双年展摄影世界杯大奖:《赐福 》;奥地利第14届哈苏巡回展金牌奖:《 晨曦 》、特别奖:《 在路上 》。我除了没有参加商业摄影的角逐,几乎参加过所有门类的摄影比赛,并且都得奖不低,在这方面,我应该是很有点体会的,用时髦的话讲,我是这方面的既得利益者,说这方面的坏话那等于是自毁形象。
香港人把这类角逐叫“打龙”。中国摄影有几十年与外界隔绝的历史,从1949至改革开放,中国摄影人对摄影的认识应该是“不知有汉,何论魏晋”的状态。改革开放之初,我们引进的摄影家,就是香港、新加波的打龙高手。许多人现在抱怨,如果当年引进的是西方的纪实摄影家,中国的摄影也许是另一番景象。
这是肯定的,但那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任何艺术,都是一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。开放伊始,国民还没有彻底觉醒,要想超越当时的认知,那也是勉为其难的。政治是有惯性的。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,比如对布勒松、弗兰克、史密斯等顶尖大师的介绍,也是有的,只是没人把这类大师太当回事。我们更中意港、新那些打龙高手的作品。这是因为,这些打龙高手的作品,多为风花雪月,不涉民生、政治,对一个尚在摸索改革阶段的社会,这种不痛不痒、不针时蔽的作品最保险。还有一个就是这类打龙高手的作品唯美,容易解读,而那些真正大师的作品,多需要一些读图能力。不怕你们笑话,我学摄影20多年后还不太读得懂弗兰克的作品,我认为那些街头乱像,有什么好的?那些美仑美奂的沙龙获奖作品多养眼。其实就是今天,那怕是那些大奖的获得者,又有几人读懂了弗兰克的《美国人》?
有人说中国摄影没有风格。一个国家的艺术作品风格,是由其民族性格和政治取向决定的。比如美国的摄影作品,就比较直接强烈,视觉夸张,美国摄影师敢用很广的镜头,24mm,甚至20mm的镜头都不在话下,他们较少禁忌;而法国摄影师的摄影作品就比较含蓄、视觉温雅,法国摄影师所用的镜头,广角很少超过28mm,多为35mm和50mm;所以美国摄影师的作品给人强烈的视觉感,我们称其为视觉冲击力。不过就如同音压强烈的音乐,不耐久听,反而是法国摄影师的作品更耐看,法国摄影师的作品更像法国的红酒,越品越有味。日本摄影师的作品有一种压抑、甚至变态的感觉,而前苏联摄影师的作品有一种宏大述事的风格,这是由两国国民生存环境和政治理念决定的。其实中国摄影也是有其风格的,就是风花雪月,“风花雪月又百年”,就是评论家对中国摄影风格的高度概括。
这与我们当初推崇、认可的摄影家有关。当年我们的评论家、传媒极力推介的所谓世界摄影十杰,我们集体误读了,起码我以为那是世界最好的十个摄影师之一。没人告诉你,那不是专业角逐,那不过是大家凑份子,在一百多场视觉游戏中,积分较高的几个人。你只要有一两张所谓好作品,又有点闲钱,反复制作,同时投向国际摄联承认的一百多个沙龙展览,如果运气好,反复得奖,其积分能到前十名,就是世界摄影十杰。看似公平,其实荒谬。
这类展览在西方过去有一定影响力,现在基本没人把它当回事,像法国、美国这样的摄影强国,都没有全国影展,因为这样的综合展览,其评出的作品,很难反映摄影师的真实水平,特别是对个人风格的提倡。你甚至可以碰出一个世界十杰来,比如你拍到一二张奇特气象的照片,就有可能反复得奖。观历年世界摄影十杰的作品,也基本都是气象奇特、色彩异常、人间难得一见的景观。 遗憾的是,这一模式在中国仍有极大的影响力,比如历年的国际影展、全国影展、甚至金像奖,其获奖者基本被抬到了云里雾里。如果把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看,你很快会发现,这些作品基本是奇特天象的大集合,或者是无病呻吟的骚首弄姿。
也许有人会认为,这是因为评选不公平,有猫腻,在中国,是有的,特别是这几年尤盛,凡大奖,比如国展、金像奖,因为有巨大的声誉;还有一些五万、十万元的大奖,有巨大的利益;评出来的作品都让人生疑。这次金像奖是被人纠着了,其实平遥大展、连州大展的获奖作品,又有多少经得起追问?这是一个拜金时代,这是拜金主义的必然结果,没什么奇怪的。但那怕存在这些现像,这类评选,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,这是由其评选程序决定的。这些作品都是由最少3个,一般是由5、7、9或者11个资深摄影人士组成的评委评出的,所以是单数,因为不会出现一半对一半相持不下的局面,这应该是最为公平、民主的选拔,你也许可以买通一两个评委,你不太容易买通所有的人。
这种评选方法其实是从民主政治中引入的,我们不能因为民主选举中有人作弊就否定整个民主选举。很多人认为民主政治是选精英,其实民主政治是选择最低保险度。就如我们一些单位的年终评先,根据民主选举被评为先进个人的,一般是老好人,因为人人都能接受,而那些能力强,有开拓精神的人,会因为有人特赏识,有人特不喜欢名落深山。这从国际政治也可以看出来,丘吉尔是个个性鲜明的人,在战时,他是个好首相,而在平时,英国人就对他不放心,所以战后他没能选上首相,他显然比他的继任者有才多了,老实说我都不记得他的继任者是谁,但老丘仍是我心中的英雄。民主政治也不是最有效率的,英国修一个地下通道,四年也决策不下来。所以西方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,在非常时期,比如二战,多实行战时体制,就是相对集权。民主决策看似慢,因不会出大错,总在往前走,所以反而应了“不怕慢就怕站”那句民谚。民主政治其实是人类最不得已的选择中的最佳选择。
通过这样的比喻,你也许多少明白了一点,我们平常追捧的各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是怎么回事了,它其实也是最不得已的选择中相对公平的选择,但决不是最佳选择,就好比美国小布什是民选总统,但很难说是最好的总统人选一样。 我现在因有了一点虚名,也当过那么几次评委,常常出现这样的状况,最后评出的作品我自己都吃惊,怎么金奖、银奖是“它”?后来一回忆,我真的投过这幅作品的票,但我的真实想法并不是把它作为金、银奖作品投的,我想其他评委也未必是把它作为金、银奖作品投的。这类作品一般四平八稳,光影效果尚好,符合一张好照片的一切章法,我认为它可以得一票,其他评委也有许多是这样想的吧。但那些有个性的作品,个人认为奇好的作品,别人就未必认可了。你想,由多人组成的评委,有的偏好风光,有的偏好纪实,还有的偏好商业,让这些人评一个他们共同接受的作品,会是怎样的一幅作品?所以最后验票,常是那种没什么个性、甚至平庸的作品得票最多。获奖作品是各方妥协的结果。以至于现在流行一句调侃的话:好作品要在三等奖以后的作品中找。
这从我的获奖经历也可以得到验证。我一般将自己喜欢的作品和获奖作品分开看待,这是因为,我个人喜欢的作品,太个性化,多半获不了奖。这从我二次角逐金像奖的经历也可以得到验证,第一次是第六届金像奖,选送的是二十幅街头人文摄影作品,宽画幅的,我准备得极认真,也是自己喜欢的,无论从摄影的新颖性还是社会的深刻性,个人认为都超过我第七届送评的建筑类作品。但最后是这种没什么思想内涵的建筑作品获奖了。后来我给许多评委比较过,他们也认为我的前一组好,但前一组连入选奖都没评上。你会认为这是个案,其实你只要仔细比较一下历届金像奖作品,会发现,这是普遍规律。就以这届金像奖评选为例,人民日报的李舸也送了作品,我看过他获金镜头奖的作品,个人认为他的作品比这次获奖的大多数作品都要好,无论视觉语言还是社会意义,网上也有不少人为他叫屈就是例证,但他连提名奖都没评上。这是由于获奖作品更在乎共同经验,四平八稳的作品更容易被多数人接受。
然而就是去掉这些因素,这些沙龙获奖作品,也不是如我们的传媒,评论家鼓噪的那样,好得惊世骇俗。比如我在外国的得奖作品,评选应该比较客观,我们现在还不太有能力把关系搞到国外,别人也未必吃这套。就拿《晨曦》来说,我就认为是个比较僵化的作品,但我按快门的时候我就知道,我拍了一幅获奖作品,当时我跟同伴说,我拍了一幅金奖作品,他们还以为我在自我鼓励。后来果然得了金奖,还是在国外得的。并不是我有神机妙算,在这里面混了多年,我太知道它们的游戏规则了,其实凡这类作品,中外评选标准都差不多。这类影赛,经营多年,已与我们过去科举的八股文差不多,有一套范式:构图四平八稳,最好符合黄金分割法;光影奇妙,越有偶然性越好;画面略有新意,千万别太超前,不然有人接受不了,要出奇最好在标题上出奇。
很多人也许会认为,这是评委水评差,看不出好作品,我后来与很多国展、国际展的评委熟了,也想求证这方面的疑惑,私下里和他们聊,发现他们是很有鉴赏力的,他们的视觉认知,基本是与国际同步的。我有幅作品叫《采石场 》,获的是第十届中国国际影展评委推荐奖,是当时的评委李前光给的,得奖时我与他不熟,后来一次在一个桌上吃饭,我问他为什么把那宝贵的一票给了我,他说:一二三等奖好不好,不用他一人负责,因为是集体评选的,但评委奖是考验眼力的,如果不好,别人会笑话的。他还说投了多次,也没有把这幅作品投入等级奖。连协会一把手都无法将自己喜欢的作品推入等级奖系列,可见获奖作品很多时候也并不是由某个人的意志决定得了的。
获奖作品所以成为今天这种状况,是由它的体例决定的。这就好比当年的科考文章,评选状元文章的多半是当朝鸿儒,举国应试,从唐朝到清朝,竟没有一篇文章成为文学史的经典。这些评委不是没有眼光,游戏规则如此,当文章成了八股,千人一面,就失了它的生命力,谁也不可能玩出奇巧来。就是我们今天的高考“状元”文章,几十年了,又有那一篇让人记住了?从这个角度看,想靠摄影竞争这种方法评出真正有持久感染力的作品,也只能是南辕北辙。
当然,我们应该看到各大沙龙影展对推动摄影的普及是有贡献的,这几年,这类展览也在力图求新求变,比如国展的纪录类作品,组照的引入,而金像奖必须是多组作品参评,就是为了使这类评选作品更有社会意义,更能体现摄影人的真实水平。但由于这种综合展览出生就带着胎毒,要想靠这类评奖推出真正的摄影家,流传青史的摄影作品,也是勉为其难。 这类摄影评奖不过是貌视公平的视觉游戏,所以传媒、评论家要以平常心评介获奖作品,不要一窝风只叫好,而应该清晰地为这类作品定位。而摄影人要淡化获奖意识,去浮躁,扎扎实实的拍摄无愧于时代,有思想性的作品。布勒松、弗兰克、寇德卡等真正世界级的大师,几乎没人得过这类世界十杰的奖,但他们的作品就如好酒,越陈越香。伟大的作品由时代说了算,而不会由几个评委定调调。
当年的科考,一旦金榜提名,其夸耀,比今天的金像奖牛多了,那是真正的上马金下马银,但并不能掩饰其文章的平庸,其实这些人就是做官,政绩也是平平,没见彪柄青史的。同样,你查一下国展金奖获得者,又有几人后来在摄影上做出了成绩?我们应理性的对待获奖作品,真正意识到获奖作品的局限性。
我个人的摄影之路,就是最好的借镜。我花十年时间学会了“打龙”的表达方法,才发现这是一个僵死的系统,我又花十年时间忘掉这种表达方法,建立自己的摄影语系,前后二十年时间,走了一条弯路。如果我不是后来十年老老实实拍摄了《戒毒女》、《采石场》、《三峡——永远的家园》、《留守爹娘》等大型专题,我的摄影史光靠那几张获奖作品撑着,显然过于苍白。
摄影与作文是一样的,重要的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人生的故事。八股文从文体来说,不是不好,它甚至是诸文体中最为合理的,开篇将文意破开,接着说明文意,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正式议论,以中股为全篇重心,篇末敷演圣人之言为大结,是多么好的文章结构啊。将文章分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八股,应该是很科学的。现代高考文章,不也多是套用这一范示吗?他的问题就出在僵化上,题目主要摘自四书、五经,所论内容必需据宋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不得自由发挥、越雷池一步。可惜的是为文不是做技术,八股文毁在人人这么写,只能这么写。文章本无定式,既然有了定式,就离死期不远了,到了晚清,“八股文”三字终至成一切僵死文字的总代表。
评奖必须有标准,八股文就是当年的评文标准,艺术如果套入了标准,必成八股。如果摄影成为八股式,同样也逃不出僵死的宿命。真所谓追名逐利,摄影八股多平庸,该是中国摄影人清醒的时候了。
(转自:1、宋刚明的博客http://songgangming.blshe.com/post/6652/507098
2、参见2010年第四期《摄影世界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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